笔者今年近七十岁了，要问我的故乡在哪里，我还真不好回答。
　　 我出生在云南曲靖，祖籍湖南衡山。父亲是铁道部的工程师，是当时全国乃至在世界上都负盛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的学生兼同事。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们需要在全国各地到处跑，我们一家子和妈妈一起也跟着父亲走南闯北。1950年全家虽然在北京定居了，我却在1965年20岁的时候上山下乡去了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而且一呆就是15年，1979年才返城回了北京。如果按照居住时间的长短来划定故乡的话，那肯定北京是故乡。不过，我最难忘的，还是我曾经上山下乡过的宁夏平吉堡，我们都习惯地称她为“第二故乡”。
　　 我们兵团战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其中心还是“第二故乡”的人和事，老伴儿老是埋怨我，她说我什么都好，就是一提起宁夏，我就变成了“话痨”。每每提及于此，我都會暗自窃喜，我知道，這就是我郁结在心的“宁夏平吉堡情结”。
　　 宁夏平吉堡让我读懂了生活。
　　 我是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曾经不知国情地考了兩年大学，都没有被录取；
　　 1965年只好投奔宁夏建設兵团，是农业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接纳了我。在宁夏十三师我们连队的驻地平吉堡，我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经过脱胎换骨的锻炼，学会了挖沟，割麦子，打渠，上房泥，扬场，插秧，种树，播种，脱粒，跟马车等一干农活，我也学会了盖小伙房，做搅团（一种用棒子面做的面糊糊），盘热炕，搭炉子，脫土坯等系列生活必修功課。不是吹，我们家养的鸡，可以天天下蛋；我盘的土炕，连边边角角都暖和；我砌的火炉子，火苗子噌噌往上窜。当然，我也算是半个文化人，这只是我为了生活而必须做的，我希望在更宽阔的领域中施展自己的才华。
　　 我还就真的遂了愿：我，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竟然还当上了中学教师，而且是一名高中语文教师、高考毕业班的班主任！
　　 我们平吉堡中学的校長叫马生荣，是一位优秀的回族教育工作者。就是他，为了即将到来的全国恢复高考时刻，力排众议，招收了我们一批出身不好的知青当教員。于是，感恩成了銘刻于心的动力。每天早晨4点钟，我都要到学校操场备课，我不能自己只有半桶水给孩子一桶水。没有教科书，我就骑车40多里路到银川的中学听课，有一次，为了躲避在大街上野跑的疯狗，我差点撞上了迎面开来的汽车。我一拐车把，和那条疯狗撞了个满怀。我的胳膊、腿都被撞出了血。我还请岳母从北京寄教科书，再请别的老师听我试讲。我一个学期的语文备课笔记就有几十万字。我还别出心裁地给学生分出了三六九等。有希望考上大学的，我给他们吃小灶。我到处磕头，借老职工暂时不用的小厨房，给他们当宿舍；为了不给他们的父母增加麻烦，我对他们说；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们一口，我只要你们安心学习，我还以此写了一篇小说《荒唐的班主任》。孩子们真争气，被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平吉堡竟然考上了一批大学生，而且都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刘金凤，考上了东北工业学院。毕业后，现在已经担任一个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刘宝龙，考上了阜新矿业学院。毕业后，已经是一个国家重点煤矿的矿长，领导着上万人；袁其国，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高级官员......他们现在已经是各条战线的骨干和精英了。
　　 宁夏平吉堡让我收获了爱情，延续了生命。
　　 1970年，我25岁的时候，我们连里来了一批女知青，其中一位叫严冬的女知青特别让我心动。她善丹青，能在土墙上作画。当时连队为了突出政治，让她在高3米，宽2米的土墙上画一幅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红卫兵的大幅画像，我有幸给她当下手。她画完了以后，我看到毛主席的袖子比例有问题，就诚惶诚恐地向她指了出来。她看我还略懂文墨，就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焉能放过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于是，在我的猛烈攻击下，西干渠旁青涩的沙枣花、高粱地里摇曳的浦公英，都成了我们爱情的信物。我们从相爱到结合，第二年就有了我们爱情的结晶。
　　 宁夏平吉堡教会了我什么叫作“大爱无疆”。
　　 我所在的连队里，除了北京知青和宁夏当地的农民外，还有一批浙江支边人员。他们是1958年前后来到宁夏平吉堡的。他们之中，不乏各种能人、高手。但最令我难忘的的还是，他们那种对亲人、对知青、对生活的无尽的爱。
　　 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是在连队的土炕上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脐带绕住了脖子，幸亏我们连的大夫、浙江人郑光，他熟练地剪断了孩子的脐带，孩子终于哭出了声。孩子得救了，可是，郑光大夫在给自己的夫人接生时，却因为夫人大出血，连里又没有血库，眼睁睁地看着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自己相依为命的爱人在自己怀里死去。
　　 我们连的连长也是一位浙江人。他的爱女因为疾病，就死在了平吉堡。连长把她安葬在离连队不远的土坡上，年复一年地守望。当他早已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他也不回老家。他说，他要陪伴女儿，免得她一个人在平吉堡孤独。
　　 我们连的木匠是一个腿有残疾的外地人。我们平时看到他挺“左”的，很少和他来往。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他竟然用准备给自己打棺材的几块上好的柳木板子，给我们打了一幅乒乓球案子!他说：“你们北京知青爱打乒乓球，给你们干点事，我高兴！”
　　 我1979年返城回到了北京，曾经干过小工，当过经理、编辑。有一次，我们杂志社的领导让我担任副总编，我没有答应，我想，自己刚来杂志社没有一年，还是把这个职位让给别人吧。结果，我自己挑选了一个杂志社最需要卖力气又最不讨好的角色——编辑部主任。
　　 前些日子，“梧桐”社团准备评选优秀编辑，我知道评选标准是以编辑文章数量为依据的。我看到有的编辑和我编辑文章的数量相差只有区区一两篇，我就自动放弃了。我在关键时刻故意停手没有编辑文章，结果我落选了。我不是脑子进水，不是为了显示我的崇高，也不是不知道优秀编辑编辑文章会有报酬，我是一个古稀之人了，一生宠辱经历了无数，提携后生，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
　　 宁夏平吉堡让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平吉堡当农工时，我迷上了写作，整天胡乱涂鸦。没有稿纸，就在捡来的报纸边上写。如果能找到一两张白纸，我就会高兴得跳起来。有一次给稻田灌水时，我眼一黑，一下就掉到灌溉渠里了。万幸的是，我会游泳。我一边扑腾，一边把辛辛苦苦弄来的稿纸举得高高的，爬上岸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稿纸摊开晒干。就这样，我成了《宁夏日报》、《人民军垦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后来，《宁夏文艺》杂志为宁夏军垦系统举办了一期文艺创作学习班，因为我经常有一些小豆腐块儿发表，编辑部得知了我的名字，点名让我参加。我有幸得到了《宁夏文艺》杂志主编和小说编辑的指点及手把手的帮助，并在1978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珍珠》，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我陆续发表了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1979年我回到了北京，在工作之余也笔耕不辍。
　　 我们一家四口从宁夏返京时，没有住房。我岳母给我们腾出了一件不到三米的小厨房，我们从宁夏带回来的床板都放不下去，我只好把床板锯掉一截子，才勉强地搭成了一张床。一家四口就挤在这张床上，我的脚都伸不开，只好每天蜷着脚睡觉；没有钱买桌子，就趴在被子垛上写。先是女儿写作业，等她写完作业后，我再趴在被子垛上写小说。我的第一篇一分钟小说《全国最小的官儿》就是在被子垛上写出来的。这篇小说还获得了《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创作奖”。后来，《旅游》杂志招聘编辑，我一跺脚，辞去了崇文区货运服务公司经理的职务，并婉言谢绝了崇文区政府有关领导的竭力挽留，义无反顾地去应聘。我仗着在宁夏时当老师的经验和发表过众多文章的优势，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当上了一名编辑。当时，我们编辑部是采编合一的，我就又成了名副其实的记者，并获得了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还是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不久又当上了编辑部主任。我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哲学论文、书稿、相声、数来宝、快板、诗歌、电视片解说词…‥大概有几十万上百万字之多。这些作品很多都获得了各种奖励。其中，“旅游饭店忧思录”、“透过回扣的思考”等作品受到了国家旅游局、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旅游饭店忧思录”被国家旅游局在全国各地旅游局长会议上作为会议参考资料；“农民办旅游也是一条致富之路”是在1986年9月发表的。当时一部分农民致富后，手里攥着票子，不知以后该干什么了。我到广东去采访时，就碰到了农民问这样的问题。这篇文章刊出后，给已经致富的农民和守着家乡青山绿水挨饿的农民致富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文章在《农民日报》发表后，不但获得了“白藤湖杯全国新闻大奖”，还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我撰写的一部电视片解说词在日本播出后，获得了较高评价和奖励。同时，我另外的的许多作品也都获得了各种奖励。有的小说被《人民文学·小说选刊》选用并介绍到国外，有的小说被100多家文学刊物、学报转载，从1978年发表后到2010年的32年里，还有刊物在转载这篇小说。
　　 哦！我的圣地宁夏平吉堡，我的福地宁夏平吉堡，我的第二故乡宁夏平吉堡哦，不要亵渎她吧，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生活就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就会对你哭。为了我心中的圣地宁夏平吉堡，我会永远地笑！我爱你，我的第二故乡宁夏平吉堡！